那天他在蘇黎世機場轉機，凌晨四點，咖啡太苦，天太黑，新聞彈窗說某家他投的美企腫瘤新藥二期失敗。資本市場開盤前跌了18%。他盯著窗外霓虹，一口喝光了剩下的冷咖啡。Frank Yu，這個名字你可能不熟。但你在醫院裡打過靶向藥，動過機器人手術，查過基因篩查報告——背後可能就有他的手筆。過去十年，他操盤超過60億美元，把資本灌進那些最冷門、最冒險、最需要信仰的醫療科技項目裡——從香港到波士頓，從以色列到蘇黎世。他不是投機客，也不是慈善家。他是那個在中美資本斷裂時代裡，咬牙做橋的人。從數學少年到跨境金融家Frank 於凡出生於中國，成長在一個普通家庭，是改革開放後那批“靠讀書改命運”的第一代。高中時代的他沉迷邏輯與代數，在學校實驗室的老舊黑板上演算微分方程。成年後，他決定去更大的世界看看——於是隻身赴美。他在紐約皇后學院主修經濟與應用數學，靠獎學金和課餘打工撐起全部學費。後來，他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金融學博士，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ichard Thaler。在那裡，他第一次接觸“行為金融”這個概念，也第一次意識到：“資本，可能也能治病。”學術是起點，金融是戰場。博士畢業後，他先在 Moody’s 做信用研究，又轉至 Credit Suisse 任職風險官，再加入 Goldman Sachs 香港，負責大中華區金融機構業務。他見過資產負債表上的每一個漏洞，也目睹過 IPO 操盤間的每一輪資本翻騰。2007 年加入全球避險基金 Och-Ziff（今 Sculptor Capital），他首次站在“資本+中國+科技”的三岔口。那時，他說自己每天在問一個問題：“如果資本的盡頭，是活命這件事，那我要不要賭這一把？”創業與堅守：把60億投進生命科技2013年，Frank 創立 Ally Bridge Group（ABG），總部設於紐約與香港，專注全球生命科學投資。他不走風口路，也不抄熱錢牌。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底層邏輯：科學+資本、一級+二級市場結合、估值鐵律不可動。2015 年，他主導私有化藥明康德（WuXi PharmaTech），交易金額 33 億美元，打破中美退市障壁。兩年後，投資 TESARO，該公司最終以 51 億美元被葛蘭素史克收購。他投過美國的 Imperative Care，也投過瑞士的 Vifor Pharma，佈局遍佈美歐亞三洲，ABG 管理規模突破 15 億美元，總體投資額超 60 億。在醫療科技“投不動”的冷淡周期裡，他照樣簽下多筆 deal，還把一家做糖尿病管理的初創企業從Pre-A一路投到IPO。他不是在追短期回報，而是在打造一條“資本-科學-產業”互聯的慢系統。他不追風，他建橋。面對風暴：在裂縫中站穩的人2020 年以後，世界驟變。中美監管收緊，海外退市潮湧，醫療科技估值斷崖式波動。有人說“醫療投資已死”，也有人在拋售，他卻在反向加倉。Frank 一方面重構投資地圖——在香港、紐約、蘇黎世、矽谷、以色列設立五地辦公室，形成全天候協作網路；另一方面重新設計基金機制，靈活搭配“私募+二級市場+結構化產品”，保證流動性同時拉長耐心曲線。這幾年，ABG 在動盪中推動7家企業成功上市，4個項目完成併購退出，另有十余個管線項目進入全球多中心三期臨床。他不說話的時候，像個資料工程師；開口的時候，卻像個宗教改革者。到了2023年，他進一步加快佈局——設立第五支專項基金，專投人工智慧與生物計算交叉領域。他押注的是：醫療不再只是藥，而是“資料+演算法+機制”的重構。2024年，他親自參與主導了一家AI驅動腫瘤篩查平台在歐洲上市前的併購談判；並聯合頂級醫院發起“跨境臨床協作平台”，讓亞洲科研加速進入歐美臨床軌道。2025年，Frank 已將 ABG 帶入了“資本+科研+產業”三線合流的深水區。他開始密集出現在閉門圓桌與政策建議會上，為中美以外的新興市場提供投資路徑模型。他最近的一句話在圈子裡流傳開來：“未來十年最賺錢的項目，長得像科研、活得像非營利，結果卻改變了行業。”資本之外，他的詩性修行Frank 還是所羅門·古根海姆基金會理事，支援台灣福邦藝術基金。他說，醫學與藝術一樣，都在和時間對抗。他從不打領帶，說話慢而精準，像一名外科醫生審慎處理每一個詞語。有人問他：“你投的是技術，還是時代？”他沉默一秒，說：“我投的是人類的生存需求。”如今的 Frank Yu，不再只是那個在圖書館寫論文的留學生。他是生命科學投資界的“結構師”，醫療資本走廊的“電力工”。他說：“這個世界不缺錢，缺的是願意站在風險裡、相信時間能兌現回報的人。”他把自己的一生，賭在這裡。如尼采所說：“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。” (超哥人才日誌)